亮出感情牌、上演黑科技——用工大省打响开年“抢人第一战”******
新年伊始,“抢人大战”成为多地的开年“第一战”。在浙江,一些企业代表称,今年的“抢人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相关政策给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用工大省,省外劳动力规模超过2200万。2022年12月以来,浙江各地企业订单回暖,不少企业春节后的订单已经排满,但用工方面仍存在缺口,浙江各地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强化企业用工保障、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春节前,浙江多地已经开始行动,如嘉兴通过县市联动远赴云南、河南等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温州16家企业携2700余岗位组团赴贵州“抢人”,抢抓春节前员工返乡在家“黄金期”。
春节期间,通过稳岗留工,浙江全省有1127家重点骨干企业不停产,320个重点项目不停工。
从“老乡带老乡”到大数据上阵
为了打好开年用工“抢人大战”,浙江省各地使用浑身解数,湖州市亮出“感情牌”,杭州市则用上了“黑科技”,“抢人大战”不断升级。
春节前夕,在湖州工作的潘吉兵回到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正筹备年货时,湖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他家拜年。他与妻子已经在湖州务工十年,在安吉县的一家海绵厂工作。
工作人员为潘吉兵送上了500元过节慰问金,感谢他在湖州的勤恳努力,令他十分感动,“湖州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他说,“年后回湖州时,我要把老乡们都叫来,还要让儿子也来湖州工作!”
“我们打‘感情牌’,关心老员工,让他们用亲身体验去推介湖州,这样的吸引力更大。”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说,如今,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更能吸引求职者。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则通过“城市大脑”,对在杭参保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序,并与排名靠前的多个劳务输出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会定期将用工需求发给当地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正在出差招工的高铁上。从大年初七开始,绍兴市就组织重点企业赴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河南等9个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在全国27个地方开展驻点招工。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见的“大数据”也在为招工工作提供支持。
过去,组织春节务工人员包车或者专列,主要靠接热线,哪个地方打来的电话多,就安排去哪里的专列和专车。这几年,随着浙江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化工具和应用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绍兴通过大数据对比,筛选出在绍兴缴纳社保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在绍兴过春节的外地务工人员,精准推送消费红包,让他们在绍兴安心过年;对于返乡的外地务工人员,则根据大数据分析出人数较多的地区,安排专列或者专车。据介绍,这些数据的使用要遵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安全的有关规定。
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浙江,“抢人大战”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展开,并打出一套“留工、接返、招工”的组合拳。
2022年12月中旬,浙江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企业稳工稳产并开展对留浙过年省外员工温暖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引导、开展劳动力余缺调剂等稳工稳产18条措施,“以务实行动稳产、以真金白银留工”。
“春节期间我们压力挺大的,很多员工都回家了,但工厂没停工。”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说,“共享用工”模式帮助他们缓解了春节期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停产,绍兴市上线了全市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手,用“共享”商业模式盘活人力资源。杨璟招募了1000多位工人在春节期间支援工厂生产。
杨璟也坦言,这些工人春节后要返回自己岗位。年后,工厂仍面临着人力资源紧缺问题。
因此,精准保障节后员工有序返岗同样很重要。
1月30日,周丕文坐上了从四川广元直达浙江杭州的“点对点”返岗专机,这是春节后落地杭州的首趟农民工专机,也是周丕文第二次乘坐免费包机返岗。“下午1点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达杭州萧山机场。”这趟专机上还有50多名和他一样的广元籍务工者。
为了让更多员工顺利返岗,浙江各地都出台了鼓励专车、专机接返员工的政策。杭州市规定,1月21日至2月5日,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杭州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包车返岗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1月15日,正值南方小年,湖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两支先遣队赶赴贵州和湖南。他们带着160家重点用工企业的近万个岗位,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及人才交流活动,为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之前看到浙江企业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出海开拓市场拼订单,没想到,你们‘抢人’也这么快。”在湖南湘西,吉首大学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高昆老师说。
1月28日,正月初七,浙江各地的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四川广安,浙江省人社厅组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地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带来的登记表格都不够填了,微信也都加满了应聘人员。”湖州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吴倩感受到今年招工的火爆。
在湖南湘西,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徐明带着2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组团“抢人”,此行,他们带去了180多个工种、2600个岗位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还没买到返程票呢!”三元电子科技负责人许佳薇介绍,由于正值春运返程高峰,他们一行人出发时返程票即已售罄。但他们更担心能否招到人,“每个人都拉着大行李箱,放满了公司的招聘海报和宣传单页,就希望能招到更多人。”
1月29日,由浙江省绍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一场招聘会上,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遇到一位迫不及待想去绍兴工作的求职者。
“我暂时买不到票去绍兴,你们岗位要给我留着名额,不能不要我啊!”
“大哥,你放心,我们要招3000人!名额有的。”
不止于“抢人”,更在于长远眼光
浙江各地频出“抢人”组合拳,缘于今年经济快速向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招聘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普工就要招200-300人。”鸿星科技人事负责人张艳群介绍说。这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品牌生产商,在浙江多地都有投资布局。他们在招的既包括工资6000-8000元的普工,也有工资更高的工程师等岗位。
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要招聘3000多人,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比亚迪DM-i车型专用刀片电池。
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称,2022年6月公司生产线正式运行,目前形势向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产能,接下来还将新开两条产线,用工需求较大。为此,公司“同时派出了12个招聘小组”,奔赴全国各地,现在每天都有100多人入职。
一些负责招聘的人员同时发现,如今劳务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90.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全省农民工转移就业2639.4万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6.7万人,农民工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1月29日,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在四川广安的招聘会上注意到,当地人对于湖州企业南洋电机颇有兴趣。
湖州南浔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中对口协作四川广安。2019年以来,湖州的南洋电机、沃克斯电梯等企业在广安当地投资建厂。南洋电机广安分公司综合办主任段坤介绍,分公司今年在四川广安有100多个用工缺口,整体薪资在3000-6000元左右。
一些务工人员表示,虽然相较浙江工资稍低,但“在家门口就业”对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劳务输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稳岗留工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提升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因而,“抢人”不止于此时此地,更要坚持“长期主义”。湖州人社部门与多个劳务输出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推进湖州用工企业与当地高校对接合作,促成校企双方建立长期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协作关系。
“我们不仅仅是招聘员工,更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新的做法和理念,以后可以反哺家乡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丁会强说。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蒋雨彤)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